抱歉!沒搞清楚就貼上.幸好謠言止於當事人.

福全兄說的傳聞,100% 是謠言,肯定沒有這樣的主角,情治單位只是壓迫高醫校方對我做出記過處分或退學,謝院長堅拒不從.他說我害他這個院長很難當.

老K(國民黨)不會在校園抓我,因為沒有這個必要. 他們更不會想抓其他同學. 甚至比我大了十幾屆的學長陳永興,他比我更猛,所處的年代更恐怖,但國民黨也不會想闖入校園抓他.

唯一發生過校園抓人的事,大概只有1991-1992(?)史明的獨台會案件,牽涉兩位學生,好像後來其中有一位陳正然創辦了蕃薯藤(?),我不很確定. 當時事情鬧很大,因為是郝柏村當行政院長,抗議活動把他描繪成白色恐怖的幕後黑手.

那時我已淡出江湖,離開長庚在馬偕工作. 記得國民黨公開宣佈獨台會是叛亂組織. 一位朋友江蓋世(現台北市議員)於是就發起加入叛亂組織的一個公開連署聲明,我於是也加了獨台會,大概有十幾二十個人加入吧,意思是: 如果閱讀史明的 "台灣人四百年史" 的學生有罪,那我們這些人罪更重,因為我們甚至公開加入了史明的叛亂組織,而不光只是閱讀.

總之,高醫不曾有過想要進入校園抓人的事. 我人整天在外面晃,很少到學校,他哪需要到學校抓?

高醫僅有的幾次衝突,最大規模的一次是 "望春風"(我們這一班幾個同學一起成立的一個高醫學生反抗社團,我也是其中人員之一)有一位我的好朋友,也是同班同學,因為擔任醫療團團長,學校很緊張,說醫療團淪陷在望春風這些陰謀份子手裏.

我不屬於這個醫療團,但情治單位一直認定全是我在幕後策畫,進行一項陰謀,因此百般阻撓醫療團的出發.他們認定那一年醫療團的團徽隱含台獨毒素.團徽裏有個三角形(斗笠?),情治單位說,這跟海外台獨聯盟的會徽相彷(據說是上面一個三角形,下面一個圓形,構成一個 "台" 字),三角形不能用! 有毒! 整個團必須解散!

三角形不能用? 難道三角褲也不能穿?

那年代就是這樣,很不講理,那大概是 1988年吧.

於是同時是團長身分以及望春風成員身份的洪瑞禧,就發起校園靜坐抗議,一大群學生就坐在行政大樓底下,請校方出面談判.

我其實根本沒參與這些事,我一般都是在街頭或黨外群眾場合活動,不太管學校裏的事,但學校仍一口咬定是我帶著一批校外的陰謀份子在背後策動鬧事,企圖以山地醫療服務之名,行 "毒化原住民" 之實.

所謂校外陰謀份子,就是張俊雄,李慶雄和黃昭輝黃昭星等等高雄黨外人士.

但我的確有一次帶他們來校內 "參觀" 阿禧他們的靜坐抗議,這些陰謀份子在圍觀群眾裏,偷偷對學生比大拇指,表示佩服,這一幕,被許多 "爪爬仔" (spy)看見,於是後來就出現一些黑函, "證實" 這個指控,嗯!的確有 "陰謀份子" 的勢力介入校園.

我問張俊雄李慶雄他們,台獨聯盟的徽章長什麼模樣? 真的是這樣一個三角形嗎? 他們說, "誰知道啊!" (民進黨那時一講到台獨或台獨聯盟就是 "不要侮辱我們" "我們要民主,不要台獨", 拼命畫清界限.)

那時,有靜坐的學生也對外如此表示,"我們不是台獨,請學校不要侮辱我們". 我聽了很不爽,你不一定要支持台獨,但它怎麼會是一種必然的 "侮辱" 呢?

比這更早是一次望春風的校內 "非法" 集會演講,應該是 1987吧,我也就是在那次演講,公開主張台獨,那是台灣第一次在校園內出現台獨聲音.

我要宣佈這個主張之前,還 "請現場各位爪爬仔,準備好你們的錄音機",然後學鄭南榕那樣,一字一字清楚地說:"我,陳真,主張台灣獨立."

我當時手上拿著擴音器,當我話一說完,聽到背後望春風的同志們說: "完了!陳真失控了!" 然後一直要拉我褲帶,要我下來,不要再講,但我還是把話講完,之後現場響起一片熱烈掌聲,我注意到前排幾個學妹好像還一副很感動的樣子. 大概不是感動台獨,而是感動怎麼會有人公開跳火坑,自絕生路.

事後我回家路上,腦袋一片空白,很徬徨,心情惡劣到極點.我心裏想,我的學業是否就到此結束了? 我是不是該準備打包去坐牢了?我該怎麼保護家人讓他們不受牽連?

我在街上晃了很久,心情很惡劣,一直晃到深夜才回住處.

後來,連續幾天,我被 24小時跟蹤監控. 晚上睡覺時,跟監的人甚至就在門口車內 "保護" 我,很誇張.(我記下他們的車牌)

當時國民黨有個不成文慣例,那就是,當它想對一個人下手或逮他入黑牢時,會先來個兩三天的全天候免費跟監服務,於是我打電話給黨外那些弟兄,他們說,看樣子你這個醫生學位很難完成,然後開始教我被抓後該如何保護自己,有位 "大老" 還很興奮地跟我說,被打時,要注意保護頭部.

後來就在高雄市立圖書館前,我被跟蹤得有點煩,於是掉頭跑過去在馬路上大聲問他們,"你們跟蹤我幹嘛?!" 對方兩人,一聽嚇一跳,居然立刻發動油門,加足馬力逃走.

後來不久,我住的地方就被抄家,大肆搜查.連我收集的幾捲電影錄影帶都被搶走,大概以為裏頭有什麼陰謀份子的機密.

關於這個非法集會,情治單位堅持要處分,至少要抓幾個人退學或記過. 學校派出後來好像擔任過高醫副院長的林幸道教授來跟我們談判.

林教授拿一本高醫學生手冊,丟在桌上,要我們自己說,看看違反了哪幾條校規,該接受什麼處罰. 我們當然沒屈服,但有些同學很想屈服,請學校記過就算,刀下留情.

當天晚上,幾個報紙來問我,問我面對學校威脅,打算怎麼辦?我接受採訪,從頭到尾只說了幾個字: "硬碰硬!" 我說,"其它都沒什麼好說".

隔天報紙登出說 "高醫學生打算硬碰硬",一些參與 "非法" 演講但卻想向校方求饒的同學看了報導很生氣,說我何必把大家拖下水.

但隔兩天,林教授來請吃飯,這回更客氣,閒話家常,離去時,他拉我到餐廳一個角落,握手拍肩,然後還微微鞠躬,行了一個禮.握手時很用力,很熱情,藉手心傳情,我當時感覺他其實對我們是抱著友善和支持的態度,只是有口說不得.

這件事,於是在沒有任何一個人受到記過或退學的情況下落幕.

在當時高醫僅有的極少數對我們友善的教授中,有一位頗值得一提,他就是當時還粉年輕的講師陳順勝醫師(現在好像是高雄長庚副院長).我跟他沒私交,但我挺會察言觀色,他在上課時經常話中有話,或甚至明講,表達對我們這些陰謀學生的支持.

還有一次則純粹是我個人舉動,1987年蔣經國死的那一天,我聽聞死訊,看電視上一片哀號,如喪考妣,於是立刻寫了一篇文章,印成幾百張傳單,拿去高醫後面的山東街校門口散發.

我在傳單上寫說:"很可惜蔣經國死了,我真希望獨裁者能親眼見到他的下場來臨的那一天." 我還提到: "為什麼童妓或勞工漁民的痛苦,人們都不關心,偏偏對一個兩手血腥的獨裁者之死感到哀悼?"

警方效率很快,我只發了不到兩分鐘,遠遠就聽到警笛聲來抓人.附近商家有人出來,要我快逃.我說我不會逃.

後來警方來了,把我逮走,發現我真的是高醫學生後很驚訝,一路上竟然偷偷跟我說: 你等一下做筆錄就說你只是年幼無知,被人利用,為了賺學費,才來發這份傳單. 我說,我沒有被任何人利用,完全是我一個人自發行動. 他們聽了搖搖頭,覺得我不可理喻.

高醫故事還很多,可以寫上五本書沒問題.就當做 "講古",姑且聽之. 我有些黨外的好朋友(包括目前幾位民進黨大老),看我寫東西又快又猛,常勸我把它們記下來,做為日後一種史料.

但我總覺得這些東西只是一種 "日記",一種對私人來說富有感情的東西,這樣一些東西,就算寫了,我也不願它們公諸於世,更不用說寫成一本一本的書.

涉及個人感情的東西,越不要公眾化越好,不要讓它變成一種社會意義,那只是貶低了它的價值.

五十年或一百年後,或許它自然會形成它應有的一種社會意義或歷史意義,但在我還活著之前,它只是一種 "見不得人" 的東西,一種與個人生命連結的日記,它不應該以一種 "公眾意義" 的方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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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樺寫得挺動人,我有個好朋友,有一回氣呼呼跟我說: "老娘有夠衰,竟然被泰國仔愛到". 她說, 有個泰國留學生喜歡她.

我聽了, 心情很不好,因為今天如果是被西方白人愛到,她肯定就不會說老娘很衰了.

陳真 2005. 8. 30.

過去在高醫時,曾流傳前院長謝獻臣教授阻止軍警人員到校園抓人的事情,謝院長身材壯碩,當時就想像他一夫當關的英勇模樣,但僅只是地下流傳的消息,也沒人敢多說.今天才知道原來傳聞事件的主角是陳真兄.

陳真,你之前寫的1985年沒錯!查到的資料如下(維基百科):

民眾日報

民眾日報為台灣的新聞媒體之一，是綜合性日報，與台灣時報並稱南部兩大報

民眾日報於1950年由李瑞峰創立於基隆市，但是民眾日報由於資金不穩，屢傳易主。1953年，民眾日報曾經受到基隆市政府控告，發生過經營權和發行權的爭奪事件。之後由李哲朗出任董事長，並於1978年將報社總部遷往高雄市，並成立民眾日報股份有限公司。

民眾日報報導的立場是擔任民眾與政府的橋樑，但是在台灣戒嚴時期，民眾日報也常因報導有關黨外、中共與鄉土等當時被認為是敏感性的新聞，因此，三不五時就會受到國民黨文工會、警備總部等機關的新聞檢查壓力。1957年，民眾日報記者林振霆就因報導五二四事件被判處無期徒刑；1985年6月8日，民眾日報由於報導「中共將繼續走開放路線」、「省議員集體辭職」等新聞，被以出版法的「標題及內容顯然違反國策，有為匪張目之嫌」，遭新聞局處以停刊七天的處份。1997年，民眾日報總編輯李旺台也因為處理宋楚瑜請辭省長一事的新聞不當為由，而被李哲朗解聘。

但是民眾日報進入1990年代後仍然面臨報業不景氣問題，2001年經營權便轉售給立法委員蔡豪，目前為東森媒體集團完全投資的報社。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7%9C%BE%E6%97%A5%E5%A0%B1

有人問過 Chomsky類似問題: 反戰反得半死, 歐洲大部份民意都一面倒反對侵略伊拉克, 布希及各國政府, 還不是照幹不誤? 反戰有啥用? Chomsky 的回答, 我覺得挺對. 他說:

第一, 一個東西的改變不是批評一天就有效, 也不是一個人批評就有效, 而是許多人不斷的批評.

也許你會說, 罵扁的人夠多了吧? 罵也罵得夠久了吧? 沒錯! 所以它已經發揮了作用不是嗎?

你會說, 作用在哪? 布希仍然照樣侵略, 阿扁政權照樣烏魯木齊. 這樣講並沒有道理. 因為布希雖然照樣侵略, 阿扁雖然照樣整天搞選舉, 搞鬥爭, 惡搞國家機器, 私利及黨利至上, 但你想想, 如果沒有舉世不間斷的反戰熱潮, 別說伊拉克, 伊朗古巴北韓敘利亞等等, 每一個都會被他給 “解放” 了.

如果沒有那麼多人反阿扁, 不是說什麼要割喉嗎? 早就割了, 變成一言堂, 搞不好背起阿扁語錄來了. 而且當時是用一種極其反動反智的民族主義屠刀, 結果呢? 割誰的喉?

不管英美, 都曾再三揚言要用核武器對付恐怖份子. 但它至少至今沒有真的使用. 美軍上回殺人像殺螞蟻一樣, 六千人不管死的活的, 全掃進戰壕裏活埋. 這回至少它不敢這樣. 人權團體後來在阿富汗找到一些美軍大屠殺的萬人塚, 那是上回幹的, 至少後來沒有同樣的大屠殺.

“Lancet” 醫學期刊之調查伊拉克死亡人數為十萬, 引來美國主流保守人物的劇烈攻擊, 這在醫界恐怕也是頭一回. 之前主流醫學期刊哪敢或哪允許你做這樣的調查? 要調查, 只許你調查 “恐怖份子” 的恐怖罪行, 但這回卻調查到當權者頭上來.

諸如這一切, 你不能說不是一種效果. 以前黨外時期很流行一句問候語: “唉(搖頭), 很無力感!”

無力什麼感? 對東方不敗一般、萬惡的國民黨感到無力感, 可是我從沒有這樣的無力感. 我反倒覺得政治人事物的改變之迅速, 遠遠超過我的想像.

十六年前, 人權兩個字仍然不許講, 但現在人權卻反而變成國民黨的攻擊武器. 而且, 當你談人權, 你周遭的人至少不會再把你當成一個怪物.

或許我們對進步仍不滿意, 但這的確是一種進步.

以前國民黨殺人, 比如殺陳文成或殺林義雄一家人, 殺完還沒完喔, 殺完之後反而說是林義雄的苦肉計, 是自己同志殺的, 為的是嫁禍政府. 中國時報當年不就這樣影射抹黑嗎?

現在姑且假設 319 是自導自演, 但自己殺自己, 總比殺別人一家老小好吧, 而且自己殺自己也會痛啊, 挨痛還挨罵, 多可憐, 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比方說18 年前, 我只不過利用編寫學校講義的機會, 在空白處置入性行銷, 剪貼了幾段小小的文字, 馬上引來警備總部連夜包抄印刷廠, 居然打算查扣我寫的 “實驗診斷學講義”. 很離譜吧, 出版法連還沒印出來的講義居然都想查扣呢!(後來沒有查扣成功,講義照樣一整本印出來)

我把講義多印了幾份, 打算寄給一些黨外的朋友, 結果去到郵局, “喔, 是你, 黑名單! 歹勢, 你的信, 我們都要檢查, 怕有危害國家安全的東西.” “好吧! 你查吧!” 一打開, 不得了, “這種東西違反規定, 不能寄.” “啥咪? 不能寄講義?” “對啊! 你這講義內容有問題, 不能有林義雄.” “不能有林義雄? 郵局有這樣的規定?郵局有規定寄掛號信要先檢查內容?” “陳先生, 我們都是吃頭路的人, 你就別為難我們吧.” “好吧! 給你們印一份去交差, 但我還是要寄（掛號）.” “你這樣會害死我們. 幫幫忙吧.” 郵局主管這麼說. “不然你寄平信, 那就與我們無關了.”

你一定納悶我在講義貼了什麼可怕的東西, 沒有, 我只貼了比方說林雙不以方素敏(林義雄的夫人)名義發表的詩: “盼望”。詩大約這麼寫: 人家說你是好漢, 我就哭了, 我寧願你只是孩子的父親….很感人的一首詩.

我還貼了十九位哈佛教授聯名給殷海光致哀的電報, 上面稱讚殷教授生前為自由為思想努力不懈, 短短兩行字.

我還貼了一段名言說: 媒體經常會引導你去恨那些想對你有所助益的人, 卻引導你去愛那些努力傷害你的人.

我貼的全是一些很中性很溫和的言論, 但十八年前這樣的講義卻引來一陣恐怖打壓. 當時的國民黨, 別說不理你, 你罵他, 他甚至還可能殺你關你抄你全家. 1988年, 我在校園喊台獨後不久, 我住的地方就被徹底搜了兩遍, 翻箱倒櫃, 片草不存, 連狗都打傷, 連電影錄影帶都偷走, 拿去檢查.

基本上, 我還是相信民主. 我們應該讓統治者有一種覺悟, 你只要敢亂來, 或做得亂七八糟, 我們就趕你下台, 因為我們是主人. 我不相信他不怕. 他為了權力, 只得聽話.

目前還不夠聽話, 但至少比以前聽話. 以前哪容得你罵? 比方說, 大約是1985年吧, “愛台灣” 的民眾日報, 在頭版頭登了兩篇文章, 一篇稱讚中國發表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聲明 (很不可思議吧, 以前是黨外或民進黨在聯共反美反軍購反兩岸對立, 現在倒過來了, 變成國民黨在聯共反美反軍購反兩岸對立). 一篇是38個旅居美國的退休將領聯名要求解除戒嚴. 新聞局馬上下令民眾日報停刊七天, 說是 “為匪宣傳” 什麼的. 若依此鎮壓標準, 現在的聯合報大概得停刊七年. 因此你不能說這不是一種進步.

Chomsky 還提出了第二個說法, 我覺得更有道理, 他說: little change makes big difference. (微小改變帶來重大差異) 這話應該用匾額匾起來, 掛在牆上才對.

也許你會說, 好吧! 這些都算是一種進步, 可是, 進步幅度太小了. 這我同意, 進步幅度的確太小, 問題是, 如果你對兩條往前沿伸的線條給出兩種角度, 假設只差一度好了, 四十五度角跟四十六度角, 這個角度差異在極短促的線條上根本看不出什麼不同, 可是, 當時間隨著線條延伸出去, 差異便逐漸拉大, 不但拉大, 事實上, 它們很可能導致兩種完全不一樣的後果或世界.

某個意義上, 我們常說兩個爛蘋果沒什麼差別, 這我同意.但是, 在另外一個意義上, 爛蘋果還是有差別, 整顆都爛和只爛一半, 當然不一樣, 吃了漏屎跟吃了中毒送急診洗胃, 兩者還是不同. 這時我們或許就應該想起Chomsky這句 little change makes big difference, 小小的改變, 很可能帶來重大的差異.

做科學的人一定更能體會這個道理, 約會可以遲到十分鐘, 但太空梭卻連差個零點零零零零零一秒都不行, 角度差零點零零零零一度也不行, 要不然本來要上火星, 卻跑到冥王星去了.

因此, 拉長一種時空的歷史感挺重要, 這讓我們看清楚自己的位置和力量. 在裏頭, 我們可以找到一種顯而易見的力量, 這力量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 但它的確makes difference.

第三點是, 我們不應該把 “某人” (比如阿扁) 當成對手或對象, 對象是 “事情” 或 “想法” 或 “價值觀”, 適用於任何人. 我不相信什麼英明的救主, 我挺支持馬英九, 但我不相信政治人物會乖乖主動做好事. 誰都一樣, 越是支持他的人, 越應該看輕他的作用, 別當他是救世主.

我的意思是, 我們應該把責任交給自己, 而不是把期望交給某個政治人物; 我們應該把眼光從人的身上轉移到事情身上, 貫徹想法, 而不是貫徹 “讓誰上台” 的思維. 任何人上台都一樣, 該罵就罵, 該批就批, 這樣政治人物才會乖, 才會聽話, 才不敢亂來.

民進黨之所以醜態百出, 不是因為某些掌權的人 “變壞” (就我所知, 他們以前就是這副德性), 而是因為他的支持者只想支持 “人”, 卻不把這些人當初所標舉的想法當一回事.

就好像以前黨外常讚美中共, 以便突顯國民黨比中共還壞, 以便阻止國民黨軍購(中共那麼文明, 捐購個屁啊), 國民黨就扣帽子說: “與匪隔海唱和” 或 “中共同路人”.

黨外群眾會場外, 經常賣許多中國文人寫的書, 我的一切課本以外的國學常識或文學造詣全是那時候大量接觸的. 包括沈從文, 錢鍾書, 熊十力, 陳獨秀, 瞿秋白等等等等等, 全是黨外會場的熱門讀物. 用民進黨現在的話講就是 “中國思想毒素”.

但你看, 政治人物說變就變. 本來是顛覆腐敗政權的健康讀物, 現在卻抹黑成 “思想毒物”. 政治人物胡說八道不希奇, 希奇的是他的支持者們卻任人洗腦, 毫無半點常識, 更不用說什麼獨立思考的能力了.

這些話題說來話長, 我不是很喜歡講, 怕惹來無謂口舌或 “懲罰”. 總之, 問題不在政治人物, 而在人民本身的 “素質”. 一點想法如上, 請指教.

陳真 2005. 8. 28.

我們擁有一個勇敢又大無畏的總統及領導政府,再多的公眾輿論似乎也影響不了他們.換了下一個會改變很多嗎?想起第一次投票給阿扁時對他傻氣的寄望.唉!

陳真,有時我會感到挺喪氣,覺得對那些人發出的義憤多數都像是狗吠火車.請告訴我,當一個政治人物連輿論都不怕時還有什麼事或物是可以制衡他們的?下一屆的選票嗎?在極大比例選民仍然認可四處跑紅白帖是立委任內工作之一時?

瀏覽你的舊文,有我時會故意只跳讀你講哲學講生活瑣事講維根斯坦那個做古老頭子的文章,因為它們有趣又比較不會讓我讀著讀著便開始冒氣產生暴力衝動.

吳提到的Rabbit-proof Fence台灣翻譯成孩子要回家，影片攝影是杜可風。我手上有這片的dvd，不過中文譯名變成末路小狂花:P（大概取中文譯名的人靈感來自，著名的女性電影，末路狂花(Thelma & Louise)。）十月份台北有個2005澳洲電影節(又是只在台北放映！）也會上映。片單在此影展中還會有一部香港女導演（後來移居澳洲)羅卓瑤的浮生，值得一看。她的另一部有關移民題材的電影"愛在他鄉的季節"也很棒。很可惜影展沒有選映羅卓瑤最近的作品"給阿里的信"(Letter to Ali），是部紀錄片，講澳洲惡劣的難民政策，我前陣子剛看完，原本看完當下想寫篇觀後感，不過情緒太緊繃，實在無法下筆，也就一直沒有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