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社會永遠是別人的家，但他們當我是個「人」，凡屬私人領域，凡我所應得或個人品味，人們不敢造次，即便英皇老子也無此斗膽，因為在做為人這一點上，你我並無兩樣。但同胞卻不把我當人看；他們只在乎你的身份，據此決定權利福祉。官大錶準，身份不但影響權益，也影響是非。所謂「大人物」生了病，群醫殷勤出動，只差沒像古人親嘗糞便診療；但社經低下者卻往往得不到基本尊重與處置，特別是那些失去自主意識無法為己發言者。在這樣一種不平等社會中，被捧者別得意，因為捧不過是貶的同義詞；人們並非真心敬重你做為一個人，而只是抬舉你的身份權勢。

我因公返英數日，昨天在圖書館遇見沈恩教授﹙Amartya Sen﹚﹙劍橋三一學院院長，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當時我抱著一堆期刊送交櫃台小姐審查，她表示對此業務不熟，要求等十分鐘再由資深館員決定。Sen排我後面，對方同樣請他等十分鐘。十分鐘後館員仍未出現，那小姐見我臉上出現三條線，接過期刊反覆翻閱後說應可影印，但Sen仍被要求繼續等候。一直到閉館前半小時Sen才獲准影印，進到影印室卻無空位，而我也沒讓他先印，於是Sen只好一直等到閉館才失望離去。我知道這沒什麼，我絕不是要表揚他親民愛民什麼的，那同樣是一種封建思維；可當他離去時，看著背影，我心裏卻起了一陣激動。

返國前我用沈從文的話「勉勵」自己：「夾著尾巴做人。」台灣人不明亮喜歡來陰的，不好惹，凡事應視若無睹低調噤聲以策安全。但胡適有句話說：「曾經是山裏的小孩，便永遠是山裏的小孩，他很難學會匍匐前進。」對家鄉人事我無膽冒犯指責，但沈恩這一幕，對西方人微不足道，對我們來說卻像個美麗的夢不是嗎？一個社會除了平等地把人當人看，難道還會有什麼更崇高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