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走時問我一個問題。他說，他相信許多真理，但同時卻又覺得它們只是相對，而不是絕對正確，那他該不該繼續相信真理？

我說，絕對的東西依然可以保有一種相對性，兩者並不衝突。就好像我說我媽是天底下最偉大，這是個絕對真理，但這並不否認你媽對你來說也是天底下最偉大。真理並不需要具備一種比較性，它不是透過比較或競爭而成立；它更不具有排它性，不是要取而代之某種競爭對象。承認這些，並不意味著你對真理不夠虔誠。

你有真理，我也有我的真理，真理與真理之間仍然具有一種摩擦或競爭，但摩擦是自然產生的火花，而不是取代式的競爭，更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就好像兩個朋友共事免不了會有摩擦一樣，摩擦之後，各自依然存在。我們不但不需要害怕這種差異，兩鋒交會，火花處處，不是更有趣？但火花就是火花，火花不是烈燄，不是準備把對方吃掉的一把火。

文化或生活方式，就跟真理一樣，具有摩擦或競爭性，但競爭不是取代，更不是拼個你死我活的鬥爭。它該有一種自然演化，就好像語言的意義之變化或山川河流的自然演變那樣。

我說完我的想法，他說恍然大悟。我看他那副忠厚老實模樣，覺得很好笑，但也有一種滿足感，彷彿我多年辛苦並沒有白費。

維根斯坦在《Tractatus》序言中說，他的書，只要能給一個人，一個就夠了，只要能給一個人感到一種快樂，那他就沒有白費力氣。我似乎也能體會那樣的感覺，但絕大部份時候，卻連一個也很難遇到；只能自娛，自己寫自己爽。

相信真理是好事，但絕對真理並不排除它外在的相對性。簡單說，一，它不具客觀比較性，二，不具取代性，三，它不超越時空。

羅素或維也納邏輯實證學派那些人，認為哲學的原型是科學，超越於時空的一種客觀真理。甚至把維根斯坦捧成這樣一種哲學宗師，把他最早時出版也是唯一一本生前著作《Tractatus》捧成這樣一種「科學的」哲學的經典作。但維根斯坦完全否認，甚至氣憤地說麥擱貢啊，說他們一個字也不懂。

尼采批評哲學缺乏一種歷史面向。我不否認尼采說的，但我否認它的一般性說法。簡單說，我的想法是，歷史做為「某一段時空」的代名詞，它之滲透入哲學，不是滲入它的某種內容，而是滲透在它做為一種「整體作品」的精神裏頭，就像一種「身世」那樣，就算複製人或試管嬰兒，也會有其身世來源。

就算提出一種邏輯語句，也一樣具有這樣一種身世。一加一等於二沒錯，但我怎麼看待一加等於二卻是一個特定時空產物。換成另一個時空，當我不再是陳真，當我不曾擁有這樣那樣的生命軌跡，當我不是生活在某個特定時空，當我不是住在地球上，當我不是在談數學，我對一加一等於二的態度將變得不一樣。

換句話說，一個哲學家之所以提出這樣那樣一些見解，是有其時空條件的。他並不是山頂洞人躲在洞裏苦思宇宙真理，也不是魯賓遜，孤伶伶在一個無人島上面對一段沒有起始的時間空間，孤獨地、獨立地提出所謂客觀真理。

天底下沒有這樣的事。我們既是特定時空的產物，就必然受限於時空。真理再怎麼抽象，仍然有著某種特定時空下的生產背景；它永遠是一種對話，特定時空下的一種對話，而不是獨立的憑空思維。

這是一種外部說法，講真理的「製造」過程。至於內部說法，講真理「本身」，也就是我之前說的，一個絕對的真理，它不是那麼超越時空般地絕對，以為一加一「必然」等於二是可笑的，它只是在某個條件、某個意義下等於二。就好像陳嘉映說的，一個賽跑冠軍只是在賽跑中、在一個跑道上是冠軍，一旦出了這個跑道，出了這個遊戲規則，他什麼軍也不是。

一加一等於二也一樣，它是在「某個」數學系統中等於二。出了這個系統，你要它等於什麼就等於什麼，全看你準備玩什麼花樣，準備給它一種什麼樣的舞台。維根斯坦把這系統、這舞台給個名稱叫「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在某個遊戲裏頭，一個東西具有某種意義，甚至某種絕對意義。但出了這個遊戲，它將失去原有的意義。

就好像一加一等於多少，如果你是在考算數，那它「絕對」等於二不要懷疑。你若說等於三或等於兩個陳水扁，然後跑去跟老師「灰」並沒有用，因為我們是在考數學，不是在考數學哲學，你搞錯了我們正在玩什麼樣的語言遊戲。

台灣很多進步人士讓人感到腦部缺氧就是這樣，很反智，但卻自鳴得意顧盼自雄，驕傲得不得了，讓我很害怕，無可與言。那種反智是很致命的，根本的，甚至無藥可救的，因為他在一些根本性質上誤解了真理，他以為他真的很進步。但他若真的這麼進步、這麼聰明，他不該既野蠻又愚昧，以為自己在講什麼客觀真理。他忘了，或他根本不知道，所有真理的背後都還有句話“in what sense”（在什麼意義上），在「某種」數學意義上？在「某種」時空意義上？…等等等。

文化不會只有一種，數學也是。一加一等於二並不是天生註定，它只是許多種系統中的一種。同樣地，許多所謂進步思維，其實只是「一種」西方主流價值，但世界這麼大，為什麼這樣「一種」主流就是所有人都該遵循的唯一真理？

我並不是動搖了我對普世真理的信心，我只是知道，當我說「普世」這個「世」時，它有個時空背景，有個語言框框的侷限，我只是在玩「某一套」語言遊戲。我對它有一種虔誠，但我不會以為它就是所有人都該膜拜的唯一遊戲。就好像我不敢期待全天下的人都同意我媽我爸最偉大一樣，也不期待大家都來搞一種選舉制的民主。我仍可以繼續虔誠地推動諸多理想，因為我相信它會比較好—在某個可見的時空和文化下比較好。

我不會以為這一切全是「超越」時空而獨立存在。它背後永遠有句話不該忘了，那就是“in want sense”（在什麼意義上）。我們永遠擺脫不掉這個 in what sense，除非你以為自己就是上帝。

“in what sense”是一種侷限，但侷限不是一種缺陷。在這樣一種侷限下，生命才是多元，才有各種「生命形式」（form of life，維根斯坦的用詞）進行著，玩著各種「語言遊戲」。

我不會手裏拿著「砲」，然後以為它真的可以翻山越嶺。下棋時，它的確會翻山越嶺，但出了棋局，它只不過是塊木頭或塑膠，我甚至不知道該怎麼稱呼它，除非你提供我一個遊戲背景，一個意義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