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那些 ABC並不難；這不是能力問題，是態度問題。而這也是我一直要講的。中文世界，特別是繁體中文，資訊往往不可信；你只要稍微檢查一下，就會發現，出錯率幾乎九成九。不是這裏故意扭曲一下，就是那裏有所誤解，或甚至隨口瞎掰。

「信口開河」幾乎可以說是台灣菁英圈的一種通病，講話可信度很低。權位越高，可信度並沒有跟著提高。菁英們不是菁英嗎？卻很無能，似乎總是無能精準掌握一個概念或說法，總是充滿扭曲或根本上的錯誤理解。

台灣菁英圈實在太誇張，讓人常覺得像在做夢，否則，為什麼許多荒謬人事物卻反而得到讚美和仰慕或因此得到種種權位？難道我們一點鑑賞能力都沒有？難道我們連那最基本而且可以客觀辨別的所謂知識都無能理解？我不想打擊誰，但是，當你想說點老實話時，不免就會得罪人。

至於南方朔這文章，他所犯的錯，大約就像我常舉的比喻：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之相對，解釋成人生相對無常。

或者用另外一個例子來說：

維根斯坦的哲學中，有個重要基本術語，叫做 language game（語言遊戲）。不太可能用三言兩語來解釋這個詞，但它跟我們一般常說的「某某人在玩文字遊戲」或「政客在玩語言遊戲」一點點點點點關係都沒有；它甚至跟我們一般講的「語言」也沒有任何關係，雖然它有「語言」兩個字。就好像相對論有「相對」二字，但它與人生相對無常之「相對」無關一樣。

同樣，當我們說「某某政客很會詭辯、很會硬ㄠ時」，這個「詭辯」跟希臘哲學的「詭辯」，並不相干。當我們說「某某人疑心病很重，懷疑東懷疑西的」，這時候，這個「懷疑」跟哲學上懷疑主義（skepticism）的「懷疑」，也一點關係都沒有，雖然它們都講到「懷疑」二字。

南方朔所犯的錯，當然不只這些，他在那文章中，連事實性的知識也大多搞錯。比方說，亞里斯多德和西塞羅本身就是專門談修辭學，他們又怎麼可能去反對修辭學？他們不就是修辭元老嗎？再說，台灣這些王八蛋政客，邏輯能力通常不太好，他們的「詭辯」，跟希臘詭辯派哲學家的詭辯，又怎麼會扯在一塊？

如果我講這些廢話顯得很蠢，那麼，這就更意味著這是個大問題。為什麼這麼明顯的一種錯誤，卻四處氾濫，充斥所謂菁英社會和言論市場，卻沒有人去指出這種荒謬？

南方朔只是一個例子。比他還誇張的，所在多有。但我只想談問題，而不想得罪人，更不想樹敵。我只是舉他為例。

出國留學一趟，懂了點知識後，加上親眼目睹或親身體會許許多多事，真是讓我對台灣讀書人徹底失去信任。抄襲、作假、剪貼、挪用、非原創性複製、請槍手代寫、搞人脈、玩陰、耍權謀、講壞話、抹黑、鬥爭、結幫派、僱用自己人、徇私舞弊拉關係樣樣來，醜態百出，根本與政壇無異。

不知道哪裡還有淨土，可以讓一個人正正直直地做些單純的工作？不必忍受愚蠢無能的人爬到你頭上拉屎撒尿，不必忍受偽善和敗德，不必忍受低能的業績比較，不必向著一模一樣的功名利祿看齊。英國社會顯然不是這樣；英國能，為什麼台灣不能？

陳真 2004.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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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8.09 中國時報

修辭詭辯VS.演說雄辯

南方朔

「修辭詭辯術」（rhetoric）和「演說雄辯術」（oratoric），乃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

「修辭詭辯術」乃是一種說話的技術，它起源於義大利的西西里島。在紀元前五世紀和四世紀間被傳到了雅典，並在希臘發揚光大，成為希臘式民主和公民審判裡的重要成分。然而「修辭詭辯術」的那種徒逞口舌之能，顛倒黑白、無話不可亂扯的風格，從紀元前三世紀開始，皆被「愛智之學」的哲學家，如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等斥之以鄙。柏拉圖對它的指責最有道理：「修辭詭辯家」乃是一種自己無論怎麼樣都會被說成有道理，因此，他乃是一種沒有道德的人。如果修辭詭辯術不能被探討原理原則的哲學思惟所補充，則它就有道德上的危險性。

修辭詭辯術 表現自我的利器

及至進入羅馬時代，當羅馬的體制仍為共和制的時刻，無論它的參議院、國民會議、公共會議，以至羅馬論壇，「修辭詭辯術」都是人們表現自己的利器，因而「修辭詭辯術」的重要性遂與時更增，但也正因此，靠著直接對人民演說以爭取權力的「民粹英雄」（populares）遂告崛起。那個時代，公職最高做到兩人執政官之一的西塞祿（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43B.C.）他是哲學家、演講家、也兼職業政治家。他自己靠著傑出的意見和演講而起家，但看著紀元前一世紀羅馬政局日亂，那些遵奉「希臘派詭辯家」（atticists）的人物縱橫。僭主們也破壞共和而爭逐權力。他看到了凱撒和安東尼的崛起與濫權，也親歷了安東尼與渥大維的權力勾結。以及那個時代亂拗亂扯的風氣，他對破壞共和的那些人物都拒絕附和，最後被安東尼與渥大維斬首，他的頭顱被釘在羅馬論壇的「主席發言位置」（rostra），成了西方爭取自由共和的最早殉道者之一。

而在此之前，他於紀元前五十五年左右，完成了可能是人類說話史上最重要的第一本著作《論演說雄辯術》（De Oratore）。由這本著作的書名，已可看出他的懷抱：他要把「修辭詭辯術」和「演說雄辯術」分開。滔滔詭辯，淆亂了黑白是非；詭譎修辭，亂扯亂拗，只不過生產出一堆「空洞的謊言廢話」（empty rerbiage）。他最重要的論證，人為了公共問題與利益，必須對人民直接說話，但說話者首先必須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而不是一逕推搪煽情，因而「演說雄辯術」必須以「普遍的人間知識」，如倫理學、規範因果的物理學、心理學等為基礎。「演說雄辯家」的第一步是要成為「好人」。他把「好人」與「民粹英雄」拿來對比，其心意之沉重已不言可喻。

因此，西塞祿根據他對希臘哲學的深厚理解，他自己的嫻熟於演講，以及看透了那個時候羅馬邪說僻行的氾濫，而對人的說話在兩千多年前即已知所警覺，並希望把「修辭詭辯術」導向到更堂堂正正的「演說雄辯術」。這在人類的話語史上，實在有著先驅性的貢獻。在人的歷史上，「他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麼」以及「他不知道自己說的是什麼」，乃是最大的罪，西塞祿替人的免除罪惡，做了最早的叮嚀。

竄改語言定義 解消善惡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