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在十九世紀末某艘流亡的船隻上，寫出了這樣的心情。這或許也是過去幾世紀以來，許多避難來到英國的流亡者對英國的心聲。英國社會不是像美國那樣的「大熔爐」，政治上，卻有著庇護各國難民的傳統。

在宗教戰爭和宗教迫害的世紀，信奉新教的英國，曾是各國新教徒大舉流亡的遷徙地。十六世紀起，一波波受迫害的法國休格諾教徒及歐陸其他新教族群，往往無條件地被英國接納。法國大革命或十九世紀歐洲數場政治大動亂時，英國也是逃避追捕迫害的異議份子的逃亡終點站。俄國的克魯泡特金、義大利的馬志尼、普魯士的馬克思，甚至中國的孫文，都曾來到這藏龍臥虎的英國首都倫敦，繼續從事反抗活動。

英國政府寬容的接納政策，往往引起他國政府的抗議。但是，標榜「自由主義」的十九世紀英國國會政治，並不因此而改變原則和政治傳統，反而以堅守這光榮傳統為傲。不管是在國會檔案，或者政治人物的演說舊稿中，英國對自由主義政策的堅持，躍然紙上。

比如說，一八五三年某天的泰晤士報，有著像這樣經常可見的報導：「世界上每一個文明人都應全然清楚，(英國) 這個國家是所有國家的避難所，而且，她會繼續維護這庇護原則，直到用盡最後一塊錢、流盡最後一滴血。（除此之外），沒有哪一點原則是我們更感驕傲或更堅決的。…我們是一個（庇護）難民的國家。」

以上這樣一個自由主義的敘述傳統，究竟反映了多少真實? 「自由」、「寬容」、「人權」這些高超的政治理想，又在多大的程度上支配了英國的庇護政策？ 對於這些問題，史家的意見仍然分歧。有人指出，休格諾教徒帶給英國的人才、技術上的貢獻，才是英國願意接納難民的基礎；也有人指出，外交謀略或經濟考量，才是大開門戶的原因。

但是，不管英國過去數百年來的庇護政策是否真是個高貴典範，或者只是政治神話，在這世紀之交，在這戰亂頻仍、難民無數的時代，英國所採取的苛刻難民政策，是非對錯已經不會再令人混淆了。

冷戰後的世界，雖已暫時解除主權國之間大規模的衝突威脅，但是，興起的種族國家主義，卻又在解體後的東歐共產國家間，引發各種大小衝突和內戰。這些戰亂所造成的「種族殲滅」和遷徙，再加上自六、七零年代以來即已不間斷的非洲各國內戰或腐敗政權所造成的政經凋蔽，以及從來不曾平靜的中東和亞洲部分地區，於是製造了無數的難民。

聯合國難民事務委員會估計，目前被迫離開生養土地的難民約有三千三百萬人。這些失去家園的難民，其實大部分只是想從一地逃往另一地，或逃往最近國的邊境，克難地紮營度日，無助地等待衝突的結束，等待那通常難以等待的重返家園的一天。

世界各地難民潮所衝擊的，通常也是同樣貧窮動盪，但卻因地理位置相近或種族關係的鄰近第三國。也有少數難民，逃往了富裕穩定的西歐或北美國家，尋求一般所謂的「政治庇護」。雖然這些不斷湧入富裕工業國的難民，只是全球難民數的極少部分，但是，這與日俱增的趨勢，卻已成為各國棘手的內政和外交問題。

自八零年代末期以來，各國無不發出警訊，尋求對策。可惜，各國在短期現實利益的考量下，通常不是呼應國際人權組織的要求，不是加強對因為種族、宗教、性別、政治言論等因素而受迫害者的收容和保護，而是採取各種「緊縮政策」來阻止、威嚇尋求庇護者。

向來收留難民數超過其它歐洲國總合的德國，一九九三年時，甚至修改憲法，改變其中有關政治受迫害者庇護權的條款。單是一九九九年一年之中，歐洲國家通過或修正了緊縮性庇護法的國家就有丹麥、芬蘭、挪威、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希臘、捷克、匈牙利等許多的國家。擁有光榮傳統的英國，也不例外地在這一年，由工黨引進了新的移民庇護法（Immigration and asylum act）。

不過，英國的嚴控門戶措施，並非由此才開始。早在二十年前，當國際難民危機昇高時，英國就已開始積極修改法令以圍堵難民潮。其中最簡單的動作，就是在某些國家傳出人權危機後，就趕緊加設簽證管制。譬如伊朗革命之後一年、譬如斯里蘭卡內戰後兩年、譬如南斯拉夫內戰開始後，英國都馬上對這些原本不用簽證的國家，加強入境管制。在一九三八年希特勒併吞奧國後，英國也曾迅速地通過簽證限制，以防堵可能來自奧國的難民潮。

九零年代初期，當庇護申請人數由八六年的四千多人，在五年內遽增十倍時，英國主政的保守黨也就在一九九三至九六短短三年間，迅速通過兩項主要移民法令，在各方面對庇護申請或上訴資格設限，縮減對庇護申請者的社會福利救濟，並且也開始增加拘禁難民的比例。

進行這種種難民阻遏措施之動機，或許不難理解，因為，為政者無法不考慮民心所向，也不得不考慮外來人口對本國社會經濟文化上所帶來的影響。但是，這些開人權倒車的趨勢，對照著過去與現在的政治辭令操弄，則只是反映了政治現實的無情。

過去冷戰時期，「難民」，是資本主義政府最有用的「外交牌」。當東歐鐵幕國家的「反共義士」們「投奔自由」（或所謂「用雙腳投票」）時，西方各國無一不熱情擁抱，充分利用機會進行「宣傳戰」。可是，當這些走投無路的人，已經沒有了政治利用價值時，「自由民主鬥士」一夕間全成了「非法偷渡客」。或者，更惡劣地，被英國許多大眾媒體宣傳成想吸乾社會資源的「無賴之徒」。這樣的政治辭令操弄之糟蹋人性，曾是「反共基地」的台灣社會，想必也一點都不陌生。

同樣地，各地「經濟移民」的身價，也是隨著政經情勢的轉變而大幅跌落。同樣懷抱希望和理想，前往西方先進國家開創新天地的大批勞工，在六七零年代當各先進國家仍需發展勞力密集工業時，是很受歡迎的一群所謂「無名英雄」。可是，當先進國朝著高科技、高技術產業前進時，他們卻也在一夕之間變成人人皆可唾棄輕侮的「外來淘金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