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有個觀念：是非和認知是一體的。簡單說，我們之所以會做錯事，是因為我們還未能「清楚認知」某個道理。愛因斯坦也有類似看法。

這想法挺令人欣賞，但也不免讓人納悶，因為這似乎意味著，「應該做」（ought） 必然導向「做得到」（can）或「願意做」（will）。但事實上，為了某種現實目的，我們總是不惜犧牲「應該做」的內在基本價值，選擇眼前所謂「有利」的做法。

或許應這麼修改蘇格拉底的話，變成一種維根斯坦式的想法：

我們之所以會做錯事，是因為我們還沒能真的「相信」某個道理。

簡單說，這是一種「信」（belief），而不是一種「知」（cognition）；我們得心悅誠服「相信」某種價值，才不會背棄它，單單「知道」並沒有用。

看台灣這種勝王敗寇的野蠻，以及自封山寨為王的自閉走向，覺得挺悲哀。過去仁人志士忙這麼一場，那些可歌可泣的美好往事，彷彿失去重量，變得飄渺，有時真要讓人懷疑起自己的記憶，真的曾經有「黨外」這麼一回事嗎？

歷史就像月經，類似的痛苦在一定時間內，總要來回這麼一趟。黑格爾有句話說：「歷史給我們的教訓就是：我們沒有從歷史中學到教訓。」這話也許是對的，因為「學」得教訓是一種學習，一種認知，而我們所需要的，恰恰是一種與認知無關的「信仰」，一種對基本價值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