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他其實去坐過一次High Table，結果，聽到其他學者們的對談，使他很想吐，於是忍不住當場摀著耳朵走出來。他說，那些學者講一堆有的沒的所謂「學術」，無非出於虛榮，目的只是想「得分」，增加學術光采。他說，他比較喜歡和學校宿舍每天來鋪床的歐巴桑聊天，至少，對方講話由衷，而且樂在其中。

任何心志單純的人，實在很難忍受學界這種虛矯做作的氣氛，我一般是能避則避，能免則免。不過，還是很難完全避免這種「菁英齊聚一堂」的場面，比方說各種例行研討會。每次看著「知識菁英」們口吐一些冰涼不由衷的話語，「討論」得很起勁時，我都有一種不知今夕何夕的疏離感。

我也不太敢看他們的臉，因為那會影響我的心情，使我感到鬱悶而沉重。我常懷疑，他們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為什麼他們要做自己不感興趣或不甚明白的事？究竟是人格有問題或智能有問題？那些所謂「知識」，有什麼難？值得他們因為擁有它而如此興奮？甚至滿口不必要的術語。

這種現象，台灣不知道要比劍橋糟糕幾百萬倍。整天就只是比比比炫炫炫，裝模作樣，胡亂拼湊，永無止盡的虛榮、做作和抄襲模仿。講話或寫作或討論或不管做什麼事，往往不是為了快樂，而是為了讓別人知道「我很厲害」。心裏沒有我我我，只有他他他；每個人於是長得一模一樣，面目模糊，好像只是某個大機器底下的一堆小螺絲釘或毛廁裏的一堆蛆。

一個蘋果「加」一條香蕉「等於」多少，是個笨問題。一個台灣人加一個台灣人卻可以變成「兩個」台灣人，因為，這個人跟那個人，從嘴巴吃的到腦袋想的，實際上沒有多少差別，所以可以「相加」在一起。

這種「沒有我」的現象，當然不只存在學界，而是人類分成兩國以後，某個「主流」世界的通病。「沒有我」的人，講話做事言不由衷，因為他的衷不見了，他沒有衷可以由，變成一隻愛炫的蛆蛆。

去年暑假，在九份友人家裏借住一陣子，隔壁是個在工地搬重物的工人，他邀我到他家做客。那真的是所謂「家塗四壁」、「空無長物」。「傢俱」如果稱得上是傢俱，往往也無法立刻知道是拿來做什麼用的，因為是「全功能」，充當各種用途。整屋子找不到一本書或任何一件多餘的東西。可是，我喜歡這個家，他給我「家」的感覺。我希望將來的家長得就像這位工人朋友的家那樣—雖然這似乎也不太可能；噩夢彷彿永遠不會結束似的。

我失去家庭差不多二十年，除了國外這三年，我過去每天三餐，總是得騎著摩托車，尋找路邊攤、自助餐，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大學時代，至少有三、四年的時間，連吃一頓飯都成了問題，一年大約有三百六十天是饑餓的。於是我拼命想各種辦法賺錢。緊急時，親人臨終所贈送的顯微鏡和照相機，就在高雄市各大當鋪裏來來去去不下五十次。

每天，在疲憊和饑餓中沉沉睡去；火車站候車室的椅子，常常就是我的床，雖然不溫暖，但它卻擋掉了外頭更可怕的風雨。但是，通常不必等天亮就會醒了，想賴床也不行，因為當旅客開始出入，一個人佔三個位子，很容易討人嫌，招來一頓罵。當天色漸白，周圍的寒冷逐漸退去，空氣恢復溫度時，我總是有一種「我還活著」、心有餘悸的失落感。就像冰雪融化時最冷一樣，當災難過去時，反而也是最悲傷沮喪的時候。

有一次夏天，蚊子多得無法想像，根本無處可躲。我就像盲劍客一樣，在黑暗中，似睡非睡地憑著聲音打。膝蓋上放一張衛生紙，打完之後，手一摸，若感覺好像有打到，有一小塊屍體，就丟到衛生紙上。結果，天亮後一數，竟有兩百多隻。

十年來，我體重維持近七十公斤，但在那幾年的挨餓中，體重最低時卻只剩五十不到。經常一整年，因為沒有錢買瓦斯桶燒開水，我就直接喝地下水或水龍頭的水，一整年洗冷水澡。

大學開學沒多久，我拿到全班的通訊錄，有了這個「好東西」，我就開始憑地址電話四處借錢。但因為同學還不熟，不怎麼好借。第一次是去跟一位女生借，因為我想女生大概比較有同情心。結果，連對方家長也跑出來，問明來意，倒是很慷慨地要五毛給一塊，我本來只開口借五百，她卻借了我一千，臨走善意的一笑，使我心裏充滿感激。

有一次是跟另一位男同學借，借四百，他說要進去拿，我在門口卻等了二十分鐘，於是忍不住再按一次門鈴，結果聽到裏頭傳來一位婦女的尖銳叫聲說：「你就拿三百叫他走！」同學出來了，跟我說「給你三百。四百太多了。」我點頭稱謝而去，說一週內就還。

拿到錢，卻吃不下，心頭千斤重，茫茫前景，每一天都這麼艱辛，真不知道要怎麼活下去。回家後，立即躺到床上，沉沉睡去。醒來時，發現枕頭濕了一大半，我不記得哭過，但應該是眼淚沒錯，總不會是尿床尿到枕頭。

如此周轉來周轉去的，也會有周轉不靈的時候。最嚴重的一次是餓了五天，只靠喝生水度日，餓得天旋地轉。

我當時收養了三隻流浪狗和一隻兩眼全瞎的小貓，每天到各家自助餐店撿剩菜剩飯給牠們吃。有一次，大過年（1987-8），連續好幾天什麼店都沒開；有開的餐廳當然也不是我進得去的，我餓得發昏，當然牠們也只好跟著我一起挨餓。餓兩天後，早上醒來，死了！最老的那一隻竟然餓死了！

我趕緊出門想辦法找食物，心裏想：不然到垃圾桶去撿好了。我已經忘記後來有沒有馬上找到食物，只記得回家時，滿地血污。死掉的那一隻，肚子被挖空，胃被拖出來一旁；另一隻活著的，把牠給吃了！

大約是在鄭南榕和我的好朋友詹益樺自焚前後（1989年），政治高壓迅速緩和。其實，早在前兩年，也就是1987年那時候起，政治已經完全稱不上恐怖了。隨著政治的逐步開放，開始有了更多同學把我當成朋友，我在同學間的名譽和人際關係也大幅度改善，甚至一百八十度戲劇化轉變。我仍然窮，但許多同學肯借錢給我了，他們不再把我看成壞人或「野心份子」，使我終於能免於饑餓。1990年進入醫院實習後，每個月有一萬元薪水，正式告別貧窮，從此不再為饑餓所苦。

大學那幾年的私人借貸和助學貸款，在1994 年夏天也全部還清，我終於開始有了存款。1997年出國迄今，住在這個敲竹槓的高消費國家，花錢如流水，每天開支就當做是被歹徒固定收保護費一樣。不出三年，我的三年所得又空了。不過，雖然我又負了一大筆債，但總有一天，它們還是會還清，然後又從零開始。只是，我不知道這輩子還有沒有機會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地盤」，也就是一般我們所說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