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本站授權協議: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首頁 [概念]

可以不戴有色眼鏡嗎?

All Pages |  1  |  2 

可以不戴有色眼鏡嗎?

陳真 2005. 4. 19.


這位同學好像挺內行。事隔久遠,難以覆述當時辯論,只能覆述當時的「理解」。(或者說「印象」,因為我的許多知識和理解都是事後才具備。)

簡單說,如果索可如你所說只是在倒彈那些認為「科學不存在、科學只是一種『社會操作』」的笨蛋,那我當然也認同。事實上,做為一個醫師,有時看到台灣一些很「進步」、喜歡批判「科學霸權」的人寫的東西,東拼西湊不知所云,看了只覺不可思議。那種批判法,差不多小學三年級就會,只要教給幾個「艱深」術語(最好連自己也不懂),然後套上一定的起承轉合,看要寫多少「批判」文章都有。

過去三十幾年,除了醫學,小說雜文倒是看很多,但我沒讀過什麼知識性的書,當然更不可能讀過什麼 Bruno Latour 、David Bloor。自己之無知,再加上那些可笑的台灣進步界印象,使我對這類「學術」很感冒,因此對索可攪局舉動感到大快人心。但後來聽完兩邊雞同鴨講的辯論後,印象卻當場改觀。索可翻來覆去不外一直強調「這真的是真的。」問題是,人家 Latour 也沒說那是假的啊。

透過一種「社會的」(social)眼光或窗口看世界,並不意味著我們看到的窗外東西(比如一棵樹)全是假的或純粹只是一種社會操作的產品。窗口就像一種面向(aspect),它並不保證我們看到「什麼」;問題是,若不透過這扇窗,你將什麼也看不見。

天地雖大,但窗戶總有個侷限,四周有個框框。這意味著我們掌握的不是全方位的真理,而只是一種「觀」點。所謂真理,並不是真理,它只是一個觀看的「點」;角度不同,影像也跟著改變。

這聽起來似乎可悲,但它卻是一種宿命。彷彿人人戴著一支有色眼鏡,唯有透過它才看得到世界,但所見卻非客觀真實,而只是一個概念化的社會產物。重點是:我可以不戴這支有色眼鏡嗎?當然不能。否則你反而有點毛病。

有些人就得了這樣一種病,用維根斯坦的話來講就是「面向盲」(aspect-blindness)。這種病人不具備某種眼光,他看不見某個世界的東西;或者說,他無法用某種方式看世界。視覺上,他或許「看見」了,但他有看沒有見。聽覺上,他聽力也沒問題,跟你聽的是同一首曲子,但他只聽到「聲音」,聽不見「音樂」;他無法樂在其中,無法欣賞,甚至不知道那是一種「音樂」(對牛彈琴?)。

同樣,科學教育缺少一種「社會」面向(我不是在講什麼科學家的社會責任之類)。長久以來,科學教育一直告訴我們是在追求客觀真理。所謂客觀意指它不是一種觀點,而是一種全方位的真理,超越時空和偶然,獨立而永恆地存在。這思維是有害的,它只是自欺欺人的妄想,畢竟我們不是神,我們只能從「我們的」觀點來看世界。

帶有強烈「科學精神」的教育也常告訴我們:真理自己會講話。但事實上,講話的是我們,而不是真理。「我們」就是一種社會。「我們在講話」不代表這些話是假的或純主觀。「我們在講話」意味著不管多麼正確的東西,都必然得透過這樣一個「社會性的」窗口才看得見,否則我們將無法 make sense of it。這個 sense-making 的過程就是概念化。

概念不是個人的(personal),更不是私密的(private),就好像維根斯坦說的,「我的左手無法給右手禮物」,而概念就是像禮物這樣一些東西,它是一種「社會性」的東西。個人無法單獨支撐起一個概念,就好像左手無法給右手禮物一樣。這個「給禮物」的過程,必然是一種社會性過程,它無法不為人所知地「獨立」進行。

有個科學史家 Francois Delaporte 寫了一本《Disease and Civilization》,談十九世紀巴黎霍亂史,書中開宗明義說:「疾病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操作(概念)。」許多醫生聽了恐怕要跳腳,但他們其實無需生氣。這話的意思「並不是說細菌不存在,而是說我們無法不透過概念來理解世界。」

或者可以這麼說:它只是在講一種類似康德的說法;如果我們不對某些東西概念化,我們將無法理解它。我們理解的世界並不是「真實本身」,我們所理解的只是一種人為概念。上帝並沒有給我們這樣一種病,比方說叫做霍亂、糖尿病或癌症,這些全是我們自己「發明」的,雖然病毒或細菌並不是我們所發明,但「病」卻是我們發明的。如果細菌會講話,他肯定也無法理解什麼是霍亂、什麼是病,除非他跟我們一樣,擁有「共同的」概念操作方式。

誰也難以否認疾病裏頭某種存在性或現象,但身體就像世界,無形無狀,我們為了了解它,就必須給它做分類。比方說具有某種病毒、產生某些「症狀」的歸一類(「症狀」這詞就是一個概念)。疾病的概念化大約就是這樣一種分類過程。在這過程中,我們方足以「共同」認識某些東西,而這個「共同」就是所謂「社會建構」。

簡單說,我沒辦法「獨立」發現一種病,世上沒有這樣一種東西。任何一種「東西」,若非經過「社會性的」眼光一番掃瞄,它就不可能為我們所理解,更不用說變成一種「病」。

疾病是個醫學名詞,但它同時也是個社會概念,天底下不會有一種病不是一種概念而是一種獨立存在的客觀真理。簡單說,疾病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疾病的概念;而概念是一種「社會」產物。

在一次聚會中,我曾聽 Bloor 感嘆說,他常覺得挫折,講這些東西講了幾十年,卻總是在這種「真的或假的」的低級層次上被人質疑個不停。這種感嘆,很容易想像。比方說索可似乎就是這樣,要不然他不會邀請那些「反對科學是一種客觀事物描述」的人去他家跳樓(聽說他住在二十一樓),測試一下地心引力的「客觀」存在。

索可的批評,當然可以找得到打擊對象(台灣就有不少這種莫名其妙的社會建構論者),這些人反科學霸權,但卻把科學講得幼稚卑鄙不堪,就像在揭發什麼弊案或真面目那樣,很八卦:但這絕不是「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或「社會知識論」(Social Epistemology)這些學問的內涵。如果科學如此幼稚,那還值得批評嗎?

另一方面,索可的批評即便成功打擊了某些阿西,但他乎也只是站在這樣一種幼稚病的對立面,差別只是在於一個說是「假的」,一個說是「真的」。大概是好萊塢電影看太多,只能在「真的」和「假的」這個層次上理解問題。

Bloor 或 Latour 或許在某些科學知識上有所誤解,但他們一點都不幼稚,否則哪還值得寫書去罵?我比較不了解 Latour,但還算了解一點Bloor,至少他寫的幾本書都讀得挺熟,其難度肯定遠遠超乎許多人的理解或想像。

All Pages |  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