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三十幾年，除了醫學，小說雜文倒是看很多，但我沒讀過什麼知識性的書，當然更不可能讀過什麼 Bruno Latour 、David Bloor。自己之無知，再加上那些可笑的台灣進步界印象，使我對這類「學術」很感冒，因此對索可攪局舉動感到大快人心。但後來聽完兩邊雞同鴨講的辯論後，印象卻當場改觀。索可翻來覆去不外一直強調「這真的是真的。」問題是，人家 Latour 也沒說那是假的啊。

透過一種「社會的」（social）眼光或窗口看世界，並不意味著我們看到的窗外東西（比如一棵樹）全是假的或純粹只是一種社會操作的產品。窗口就像一種面向（aspect），它並不保證我們看到「什麼」；問題是，若不透過這扇窗，你將什麼也看不見。

天地雖大，但窗戶總有個侷限，四周有個框框。這意味著我們掌握的不是全方位的真理，而只是一種「觀」點。所謂真理，並不是真理，它只是一個觀看的「點」；角度不同，影像也跟著改變。

這聽起來似乎可悲，但它卻是一種宿命。彷彿人人戴著一支有色眼鏡，唯有透過它才看得到世界，但所見卻非客觀真實，而只是一個概念化的社會產物。重點是：我可以不戴這支有色眼鏡嗎？當然不能。否則你反而有點毛病。

有些人就得了這樣一種病，用維根斯坦的話來講就是「面向盲」（aspect-blindness）。這種病人不具備某種眼光，他看不見某個世界的東西；或者說，他無法用某種方式看世界。視覺上，他或許「看見」了，但他有看沒有見。聽覺上，他聽力也沒問題，跟你聽的是同一首曲子，但他只聽到「聲音」，聽不見「音樂」；他無法樂在其中，無法欣賞，甚至不知道那是一種「音樂」（對牛彈琴？）。

同樣，科學教育缺少一種「社會」面向（我不是在講什麼科學家的社會責任之類）。長久以來，科學教育一直告訴我們是在追求客觀真理。所謂客觀意指它不是一種觀點，而是一種全方位的真理，超越時空和偶然，獨立而永恆地存在。這思維是有害的，它只是自欺欺人的妄想，畢竟我們不是神，我們只能從「我們的」觀點來看世界。

帶有強烈「科學精神」的教育也常告訴我們：真理自己會講話。但事實上，講話的是我們，而不是真理。「我們」就是一種社會。「我們在講話」不代表這些話是假的或純主觀。「我們在講話」意味著不管多麼正確的東西，都必然得透過這樣一個「社會性的」窗口才看得見，否則我們將無法 make sense of it。這個 sense-making 的過程就是概念化。

概念不是個人的（personal），更不是私密的（private），就好像維根斯坦說的，「我的左手無法給右手禮物」，而概念就是像禮物這樣一些東西，它是一種「社會性」的東西。個人無法單獨支撐起一個概念，就好像左手無法給右手禮物一樣。這個「給禮物」的過程，必然是一種社會性過程，它無法不為人所知地「獨立」進行。

有個科學史家 Francois Delaporte 寫了一本《Disease and Civilization》，談十九世紀巴黎霍亂史，書中開宗明義說：「疾病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操作（概念）。」許多醫生聽了恐怕要跳腳，但他們其實無需生氣。這話的意思「並不是說細菌不存在，而是說我們無法不透過概念來理解世界。」

或者可以這麼說：它只是在講一種類似康德的說法；如果我們不對某些東西概念化，我們將無法理解它。我們理解的世界並不是「真實本身」，我們所理解的只是一種人為概念。上帝並沒有給我們這樣一種病，比方說叫做霍亂、糖尿病或癌症，這些全是我們自己「發明」的，雖然病毒或細菌並不是我們所發明，但「病」卻是我們發明的。如果細菌會講話，他肯定也無法理解什麼是霍亂、什麼是病，除非他跟我們一樣，擁有「共同的」概念操作方式。

誰也難以否認疾病裏頭某種存在性或現象，但身體就像世界，無形無狀，我們為了了解它，就必須給它做分類。比方說具有某種病毒、產生某些「症狀」的歸一類（「症狀」這詞就是一個概念）。疾病的概念化大約就是這樣一種分類過程。在這過程中，我們方足以「共同」認識某些東西，而這個「共同」就是所謂「社會建構」。

簡單說，我沒辦法「獨立」發現一種病，世上沒有這樣一種東西。任何一種「東西」，若非經過「社會性的」眼光一番掃瞄，它就不可能為我們所理解，更不用說變成一種「病」。

疾病是個醫學名詞，但它同時也是個社會概念，天底下不會有一種病不是一種概念而是一種獨立存在的客觀真理。簡單說，疾病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疾病的概念；而概念是一種「社會」產物。

在一次聚會中，我曾聽 Bloor 感嘆說，他常覺得挫折，講這些東西講了幾十年，卻總是在這種「真的或假的」的低級層次上被人質疑個不停。這種感嘆，很容易想像。比方說索可似乎就是這樣，要不然他不會邀請那些「反對科學是一種客觀事物描述」的人去他家跳樓（聽說他住在二十一樓），測試一下地心引力的「客觀」存在。

索可的批評，當然可以找得到打擊對象（台灣就有不少這種莫名其妙的社會建構論者），這些人反科學霸權，但卻把科學講得幼稚卑鄙不堪，就像在揭發什麼弊案或真面目那樣，很八卦：但這絕不是「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或「社會知識論」（Social Epistemology）這些學問的內涵。如果科學如此幼稚，那還值得批評嗎？

另一方面，索可的批評即便成功打擊了某些阿西，但他乎也只是站在這樣一種幼稚病的對立面，差別只是在於一個說是「假的」，一個說是「真的」。大概是好萊塢電影看太多，只能在「真的」和「假的」這個層次上理解問題。

Bloor 或 Latour 或許在某些科學知識上有所誤解，但他們一點都不幼稚，否則哪還值得寫書去罵？我比較不了解 Latour，但還算了解一點Bloor，至少他寫的幾本書都讀得挺熟，其難度肯定遠遠超乎許多人的理解或想像。